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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远大将军鹰扬卫指挥使于光生平考

我要评论 来源:于姓的天空微信公众号  2019/1/7 22:47:37  作者:于君才  浏览次数:

明史对于光的记载非常简略。国史总是惜字如金的,以免卷帙浩繁。我们要考其生平,寻找真相;以防卫牵强附会,虚构史实,需要查阅大量资料。闪入我脑海的第一想法,是查阅《明实录·太祖实录》(以下简称《太祖实录》),这也是我所见的最早的原始文献。历史文献浩如烟海,只要你发现一点线索,就会牵出众多传记、文集、地方志。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搜集,查阅资料上百册,直接和于光相关的史料不下20卷,大致勾勒出了这位于氏先贤的一生。

首先在此要特别声明,我无法去发掘考古,只是将文献资料加以串联、相互印证,形成证据链。历史毕竟离我们太久远,后人又多引用前人的资料,传递中总会出现差错,只能无限接近真相,永远无法到达真相。此文是否可信,取决于我所论证得是否严谨。我尽力而为,然才疏学浅,自然有很多不足之处,也欢迎各位参与讨论。

一、生于甲子,卒于庚戍

《黄荆林西溪坂于氏宗谱》(1924/1944年版,以下简称《西溪坂谱》)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九月十五日(1324-10-3),卒于洪武二年十二月(约1370-1),享寿43岁。生卒年与寿命不一致。《鄱邑鸣山于氏宗谱》(1940年版,以下简称《鸣山谱》)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(1324);卒于洪武二年,时年46岁,推算卒于1370年。生卒年都没有精确到月日。《八都上石山于氏宗谱》(1989年版,以下简称《上石山谱》)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丁卯年八月(约1327-9),算虚岁倒是享寿43岁。然而《上石山谱》无于辉的生日,甚至无于光兄长于焰、于荣两人的名字,资料可信度大大降低。

《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》(以下简称《国朝献征录》)《文宪集》收录的《怀远(大)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公光墓志铭》(以下简称《墓志铭》)中于光享寿43岁。《文宪集》又有于光生于天历戊辰年九月十四日(1328-10-17),月日与《西溪坂谱》的记载几乎一样;卒于洪武庚戌年,“月日则不可复知矣”。《国朝献征录》并没有记载于光生卒年月以及其子于蕃请《墓志铭》。作为当事人,如果这一段是当时所写,不存在月日不可知。这一段更象序言,应是宋濂晚年自己加进去的。

《太祖实录》记载洪武二年十二月,“庚寅岁除享太庙。元将王保保侦知大将军南还……于光守鞏昌,将兵来援……战败被执至兰州城下……遂被害。依据本文,于光卒于除夕当天,即1370127日。《皇明大政纪》记载:己丑(1370-1-26)大赏平定中原及南征将士之功。故元将王保保以兵袭兰州,挥指张温坚守。鞏昌指挥于光来援,死之。《太祖实录》与《皇明大政纪》的记载看似差一天,其实不然。关键在乘暮击之……明温收兵入城126日傍晚张温出击;127日收兵,于光被缚至城下。

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历结合的历法,天干地支是农历中的阳历,以立春为分界点,古代的春节实为立春,不是现在的过年;而年号以大年初一为分界点。两年交替时往往容易混淆,就像现在的生肖和公元纪年的关系。可以说于光卒于洪武二年,但不能说是1369年,或己酉年;而是1370年,或庚戍年,这一点宋濂是对的。既然卒于1370127日,按1328年算,最多是虚岁42岁。

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并没有记录《墓志铭》;并且从谱中记述来看,从鑑玉迁鄱阳后,直到雍正年间,都鄱两县才合修家谱;因此这是三份独立的资料。为什么两份记载享寿43岁,同时又两份记载生于泰定甲子年呢?《西溪坂谱》生卒年与寿命不一致,肯定有一处错误。从家谱记载的方式来看,出生第二年正月初一会登记新生儿,一般是不会错的;登记去世时间没有特定规定。去世时间和寿命应是根据史料后加的;况且两份家谱都记载于辉生于至和元年(1328)正月十二日;所以享寿43岁应该是算错了。

最早的一份详细资料,原版《墓志铭》已经找不到了,本文引用的《文宪集》和《国朝献征录》都来自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两个版本问题也不少,最大的问题就是称于光同知鹰扬卫指挥使。最早的原版资料是永乐十六年修成的《太祖实录》,此时于光已逝世近50年,宋濂逝世也30多年,而《太祖实录》并未记载于光是25岁起兵。也就是说25岁起兵只有《墓志铭》这一处记载,这有可能是宋濂或于光的儿子推算的。于光的子女考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是1238年,详见下文英雄之名与亲属考。

综上所述,我认为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九月十五日(1324-10-3);卒于洪武庚戍年十二月廿九日除夕(1370-1-27);享年45岁(虚岁46岁)。

二、倡义旅捍卫乡邦

徐寿辉至正十一年(1351)起兵,第二年(1352)迅速占领江西湖口县等地,而元将三旦八驻师鄱阳县,都昌夹在二者之间。《皇明史窃》说:“红巾乱起,光投笔从戎“,红巾起义也发生在1351年。根据三地于氏宗谱及史料,于光在此时起兵,此时于光应是27岁。

《元史·顺帝本纪》记载:“至正十二年二月乙酉(1352-2-26),徐寿辉兵陷江州,总管李黼死之,遂陷南康路”“三月甲子(1352-4-5),徐寿辉伪将项普略陷饶州路,遂陷徽州、信州。”南康路治所在今星子县,都昌县在南康路治下。此时徐寿辉并未占领都昌,因为于光刚刚起兵,与“署以江东宣慰元帅的重视程度不符。由于徐的兵力分散,至正十三年十二月(1354),元军“讨徐寿辉于蕲水,败之,寿辉遁走”。

至正十四年(1354),元军慑于刘福通、张士诚等农民起义军势力壮大,抽调长江中游兵力前往镇压。第二年(1355,徐寿辉卷土重来,再次攻取湖广、江西的许多地区,并占领都昌。据《墓志铭》记载:岁乙未,徐兵破鄱阳,君之势孤,都昌继陷。《元史·顺帝本纪》记载:十一月“庚戌(1356-1-29),贼陷饶州路”。

从徐寿辉起兵到最后攻陷都昌,都昌在于光等人的守护下比较安宁,于光本人已是名声在外,因此才有“徐闻君,急搜访获之,命为江东宣慰元帅,镇鄱阳(《墓志铭》)。《太祖实录》记录”署以江东宣慰元帅,镇鄱阳浮梁,直到至正二十年归附。史料中记载归附时为浮梁院判,前后相符。

三、率众归有道之君

至正二十年五月丁亥朔(1360-5-16),“日有食之,雨雹。陈友谅杀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,遂称皇帝,国号大汉,改元大义,已而回驻于江州” 。

陈友谅弑主,将士离心,政令不一,又杀赵普胜等骁勇之将。《太祖实录》于光传记载:“光谓众人曰,我不能杀友谅,可事之乎?《墓志铭》记载:我与陈皆徐君之臣,不道乃尔,我可北面而事之耶?。基本意思是一样的,其它文献都同于其中之一。七月乙丑(1360-8-28),“浮梁院判于光、左丞余椿遣人前来投欵”。

《饶州府志》记载:闻邓院判开阃于徽州,光遣部下士计希孟、刘彦昺迎之。刘炳,字彦昺,鄱阳人。《西溪坂谱》与《鸣山谱》记“副将刘彦秉扶榇归故乡,秉应属笔误。《江西通志》也说刘彦昺是副将。《浮梁县志》说:于光遣(计希孟)同黄季伦奉图籍,投欵邓愈。

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中说至正中,(刘炳)从军于浙。太祖起淮南,献书言事,用为中书典签。洪武初,从事大都督府,出为知县。阅两考,以病告归,久之卒。这么说来刘彦昺与于光无关,虽早年从军,但还是以文为业,不可能是副将。据刘彦昺所著《春雨轩集》记载其弟“刘勲,字彦辅,少习举子业,好兵家书……同浮梁于光以兵从征九江靳黄……”。于家与刘家渊源颇深,后面还会讲到。

计希孟,鄱阳人,《桐山老农文集》记载,元末“近年盗起,(计希孟、余宗旸)尝以民兵从元戎征讨,军败幸免,今路稍通,将归而读书故山,不复出矣。求夫子一言,归为乡里父兄道也。” 鲁贞不答应,正好遇大雪,请了三日,余宗旸劝他希孟之从军义,今归故山不复出可嘉矣,茍有用子者起而从之。《浮梁县志》记载: 寻授训导,俱洪武间任。“《淳安县志》记载计希孟于永乐九年任教谕。计希孟是不是归隐之后复出追随于光,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,也没有资料显示矛盾。洪武十二年计希孟自己修纂过《浮梁县志》,应该是可信的。

黄季伦,鄱阳人,与唐桂芳有深交,唐为其诗作过序、跋。唐桂芳生于至大元年(1308),卒于洪武十三年(1380)。据《白云集》记载,黄唐二人相识于丁丑年(1337)秋天,同事史馆。季伦恩受校官而南去,元末农民起义,季伦隐居山中,南北消息不通。后桂芳客居金陵,两人时隔24年再相逢。辛丑(1361)春,季伦“自鄱邑来,出示一集”,在三月廿九(1361-5-4),桂芳为季伦诗集作跋。说明此时黄季伦人在鄱阳县。

唐桂芳最后终老歙县槐塘。于光为徽州院判时,季伦还建议桂芳拜访。《白云集》中一首写给季伦的诗,标题是:黄君季伦下顾槐塘山中,濒行,具述院判相公天资高明,识见超绝,海内人士以之权衡轻重,子不可不往谒之,明日入城府巧不相值,归而沉痾又复,踰月,辄陈鄙句,谨候阍人以献。从黄季伦的事迹看,很明显院判相公指于光。

正史中没有提到于光的使者具体有谁,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刘彦辅是于光的副将,计希孟、黄季伦是谋士。使者可能是其中二人,也可能是三人。

接受投诚的人是邓愈,这个没有疑问,正史、文集、家谱都记得很清楚。《卫国公赠宁河王谥武顺邓愈神道碑》记载:庚子(1360)七月,鄱阳院判于光、右丞余椿击走伪汉部将辛同知,取饶州,遂以其城来附,有旨命王往镇之。《明史·邓愈列传》记载:遣使说降饶州守将于光,遂移守饶州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:太祖命邓愈往镇之“。《今献备遗》记载:高皇帝命邓愈镇之,光佐焉。

1360年七月,于光遣使投欵后,仍守浮梁。陈友谅遣其参政侯邦佐攻陷浮梁,于光轻骑谒太祖,授行枢密院判官,令守徽州永平翼,并赐衣冠金连环。《今献备遗》说: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,寻改行枢密院判,改戍徽州。据《太祖实录》记载,赐衣冠之后,于光已走,再召还而授金连环。《墓志铭》说衣冠为金雕顶帽和锦袍,并授通意大夫、行枢密院判官;“行十里,复趣还,解金连环并绦授之”。

四、屡立功勋,殆无虚岁

于光归附之后,随军征战。辛丑七月壬申(1361-8-24),张定边陷安庆。八月甲申(1361-9-5, 于光攻下乐平州,擒侯邦佐、万户彭寿等六十余人,然后守饶州。《墓志铭》说:君察伪汉国政不一、兵出于外,潜献捣虚之策。庚寅(1361-9-11),朱元璋亲征安庆,沿江往上,壬寅(1361-9-23)至湖口遇陈友谅,友谅败走武昌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友谅穷蹙,夜半挈妻子弃城走武昌。《墓志铭》记载:“君与部将皆从,飚行电疾,友谅以为自天而下,弃城宵遁。君将兵下黄梅、瑞昌诸处。癸卯(1361-9-24)朱元璋入江州。戊申(1361-9-29),友谅平章吴宏以饶州降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“九月辛亥(1361-10-2),友谅平章建昌王溥降。”《墓志铭》说亡何助攻建昌,拔之,出戍鄱阳。根据后来饶州兵败,这就衔接上了。不过“亡何”的何指谁,目前没有发现具体记载。

癸卯二月(1363-3)都昌盗江爵等攻陷饶州,于光出走。《太祖实录》说:于光与吴宏吴毅等不协,江爵诱张定边、蒋必胜乘隙而攻,于光等仓卒无备致兵败。四月壬戌(1363-6-5),友谅大举进兵围洪都,七月癸酉(1363-8-15),朱元璋决定亲征,七月丙戌(1363-8-28),友谅东出鄱阳湖迎战,然后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。《今献备遗》《皇明史窃》等记载,此时于光转任振武卫指挥同知。九月丁卯(1363-10-8),朱元璋从湖口回建康;壬午(1363-10-23),亲征武昌;十二月丙申(1364-1-5),从武昌回建康,命常遇春总督诸将守营栅;由于武昌久围不下,甲辰二月乙未(1364-3-4)又发兵亲征,辛亥(1364-3-20)至武昌;癸丑(1364-3-22),陈理降。《今献备遗》《皇明史窃》等又说,平武昌,于光升鹰扬卫指挥使。

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甲辰三月庚午(1364-4-8),置武德、龙骧、豹韬、飞龙、威武、广武、兴武、英武、鹰扬、骁骑、神武、雄武、凤翔、天策、振武、宣武、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“,于光不可能在平武昌前转任振武卫指挥同知。《太祖实录》于光传:从上征九江、下黄梅、攻建昌、战鄱阳、降武昌,皆与有功,转振武卫指挥同知,寻迁鹰扬卫指挥使。阶怀远将军。《墓志铭》和这段表述相似:同知振武卫亲军指挥使司事,迁鹰扬卫,进阶怀远大将军。平武昌之后,转振武卫指挥同知、迁鹰扬卫指挥使的时间顺序是对的。《四库全书》中《墓志铭》的标题和内容都以于光为鹰扬卫指挥同知,是个明显的错误。《太祖实录》没有称“怀远大将军”是有原因的。详见下文《墓志铭》与《墓碑记》。

接下来几年,于光与徐达、邓愈、郭子兴等东征北伐,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从大将军徐达平淮东浙西、擒张士诚、下山东诸郡、取汴梁、克陕洛、下潼关《墓志铭》记载:君从大将军徐魏公往讨泰兴、高邮、淮安、安丰,皆下;张之劲卒皆聚湖之旧馆,魏督诸将及君破之,遂平湖州、下姑苏,士诚就擒;及魏公征中原,君统锐兵以从,益都、沂、棣、登、莱诸州次第平,乃入汴梁、克洛陜、下潼关这些《太祖实录》没有于光的特写。

洪武元年四月丙寅(1368-5-13),冯宗异入潼关。五月庚午(1368-5-17)请求增兵,徐达调都督佥事郭子兴将鹰扬卫指挥于光、威武卫指挥金兴旺镇守,《潼关卫志》也有记载。十月甲戌(1368-11-17),元将王左丞自河中兵犯潼关,郭子兴、于光大败元兵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兵始接,指挥于光持矟大呼,横冲其阵,敌众披靡,子兴等乘胜击之,追奔数十里,元兵大败。《墓志铭》说:兵方挟战,君舞戟横贯其中,大呼杀入,元兵奔溃,追斩之,积尸盈野。又说:越六月,进击河中,拔其城,魏公命戍鞏昌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洪武元年十一月戊午(1368-12-31)都督同知康茂才克河中,似乎越六月是指克潼关后六月;然而这时候鞏昌并未攻克,应是宋濂记错了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,洪武二年四月乙亥(1369-5-17大将军徐达师至鞏昌元守将降,“遂以都督佥事郭子兴守其城”,与潼关之战恰好六个月。《今献备遗》说是洪武二年移镇鞏昌,于光是郭子兴的部下,这个记载比《墓志铭》更准确。

五、以身报国,死而后已

于光轻骑谒上时,有感朱元璋知遇之恩,曾有誓言。《墓志铭》说誓殚报效上,疏曰:于光之心,鞠躬尽力,报国一忠,死而后已。《太祖实录》说:光顿首曰:臣蒙被厚恩,鞠躬尽力,死而后已。于光是马上赴徽州上任,《太祖实录》更符合情境。这不是重点,意思都差不多。

洪武二年,于光守鞏昌时,元将王保保经常来犯,都被击退。十二月,王保保得知徐达等回建康,兵围兰州。据《太祖实录》记载,九月辛丑(1369-10-10),徐达、汤和等还京师,由冯宗异总制军事。上文已经提到,十二月己丑(1370-1-26,保保兵至兰州城下,张温认为其“远来,不知我众寡,于是傍晚出击,挫其锋锐,保保有些迟疑。第二天,张温等收兵入城;保保将兰州包围,温等坚守不出战,以待援兵。于光从鞏昌率兵来援,行至马兰滩遇元兵,战败被俘。《墓志铭》这一段表述不准确,如围安定州”“韩将军戍兰州

王保保以利诱于光降,光不屈。元军缚光至兰州城下,要他叫张温投降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“光大呼曰:我不幸被执,公等坚守,徐总兵将大军行至矣。敌怒批其颊,遂被害!”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引用了这一段。《墓志铭》记载:“君呼曰:我不幸被缚,尔辈受大明皇帝厚恩,当坚守以伺大军之至,勿信其甘言所诱也。元兵拥之使去,寻闻被害!”这里有些文学色彩,于光和张温都不是藩国之臣,怎么会对他说“大明皇帝”。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于光小传中描述为:“公大呼曰:尔等坚守全城,大兵不日至矣。保保怒碎其头,断其手!”《今献备遗》记载为:“光大呼曰:我不幸被执,公等坚守,大将军总百万师至矣。贼怒批其额而死!”“百万师”有些夸张了。总体来说《太祖实录》与家谱的记载比较接近真实情况。

六、英雄之名与亲属考

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记载于光长子瓒,承父荫补授南畿前军指挥使,转升镇守交趾都司;幼子瑄以父荫受汀州指挥。子孙皆未系。据《明实录·太宗实录》记载:“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戊辰(1419-12-14),交址嘉林州善才县贼人陶强等叛,都指挥刘宸、于瓒、吴兴领兵捕之。”《明实录·宣宗实录》记载:“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子(1426-1-7),命武进伯朱冕掌行在左军都督府事,都督指挥佥事于瓒任交址都司事。”说明于瓒此人确是于光后裔。史料上没有查到于瑄的资料。不过,家谱记载于瓒生于元至正五年五月十三日(1345-6-13,这么说来1426年已经80岁了,这个年龄上战场且任主要将领可能性很小。

《上石山谱》记载于光长子璠,幼子瑄,璠生赞。如果于瓒是于光之孙,年龄上倒是说得通。《文宪集》中收集的《墓志铭》这么记载:“子男二人,蕃与宣也”。从取名的角度看,蕃与宣的可能性更大。蕃、宣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崧高》:“四国于蕃,四方于宣(垣)”,意思是捍御四国,教化四方。这与当时社会环境很相应。既然“璠”“赞”是错的,瓒就仍有可能是于光之子,并生于洪武三年,宋濂并不知道有于瓒这个人。我个人认为于光生蕃与宣,蕃生瓒的可能性大,因为这一辈名字中几乎都用玉旁,如于辉之孙鑑玉、宏玉、再玉,西溪坂一支中有琳、瑽、璟等等;而蕃、宣这一辈却基本没有;三地于氏宗谱记载都是二子。瓒是祭祀用的象勺子一样的玉,起名不会随便用这个字,应该是纪念某个人,巧的是,瑄“也是这种玉,“宣”在此处读yuan,而非xuan,所以有可能光生蕃与宣,蕃生瓒与瑄,再版家谱极有可能混淆了宣与瑄。蕃、宣、瓒、瑄的子孙没有记录,不知身在何处,浙江建德县、福建汀州、越南都有可能。

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,于光仅二子或三子。于氏宗谱中只有二子,《墓志铭》中也只有二子。有人说古时家谱有可能记了嫡子,未记庶子。先不论这种说法对与错。三地家谱都记载:“夫人段氏,如夫人刘氏、徐氏”,墓碑上也是这么刻的。《墓志铭》记载:“娶鄱阳刘淑姬,通诗书史,封河南郡夫人;子男二人,蕃与宣也”。说明蕃与宣非嫡子,乃刘氏所生。谱序中说:“与余椿约为婚姻,聚众列为队伍”《墓志铭》又记载蕃“外舅建德令刘君”,据《建德县志》记载,刘复礼洪武三年任县令,相互印证,说明蕃妻也出自刘氏。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记载瓒娶江氏,再娶交趾阮氏;瑄娶王氏,《上石山谱》无记载。约为婚姻就应该是于光之女许配给余椿之子,此女极有可能是段氏所生。

谱中记载于瓒(可能是蕃)生于至正乙酉年五月十三日(1345-6-13,如果于光1328年出生,长子出生时他未满17周岁,前面至少还有一个女儿,时间上是说不通的。再加上于辉的生日,于光生于1328年与其它各处资料矛盾,其它资料之间又相互佐证他生于1324年的合理性。《鸣山谱》中有一首诗《赠怀远大将军于光》,尾联是“吴中庶士多怀惠,细枊于今有亚夫。吴中自然代指金陵,细枊指军队,此诗作者是大学士胡广,可能和于光之子有些交情,他将于光比作周勃,其子比作周亚夫。可惜一直没有找到《胡文穆公文集》。

史料都称于光字大用,而家谱中是字仲炳,赐名大用。于光这一辈字号都是仲某,没有一个和大用相关的。于焰字仲灵、于荣字仲玉、于辉字仲明,其他还有仲才、仲杰、仲素等;大用应该是赐名。《上石山谱》记载字大用,号暗修,又号文炳;于辉字明,缺一字;列于同一辈的有字茂贞、刚山,完全无规律,不足以让人相信。

于光之父在家谱中祥英“”庠英两个字号都出现过,庠英为绝大多数,而且与其堂兄国英、堂弟商英字号相对应,应以庠英为准。

家谱中记载于光祖父这一辈的字号是某中,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中于光伯祖父于英字敬中、祖父于显字时中,《上石山谱》中这一辈也没有与德仲相关的名或字,如汝字辈中的字号守中、允中、执中、至中等等。三地家谱都记载于光祖父娶杨氏,《墓志铭》中“大父德仲……大母王氏“之说不足信。

七、《墓志铭》与《墓碑记》

《墓志铭》宋濂的《文宪集》也收集了,它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,只是准确性明显不足。《鸣山谱》中《明忠臣于光怀远大将军墓志》,《西溪坂谱》中《追赠明故怀远大将军于光墓志》,从内容看是同一篇,谱中记载为刘基所撰。明故”“明忠臣等字明显清朝时期对前朝的称呼。于光的小传中记载竖碑题曰:敕葬全忠怀远大将军于光之墓碑记(三个以下都简称《墓碑记》),墓碑上也是这么刻的,这更符合情境。谱中一首诗《楼涧忠臣》这样写:楼涧当年敕葬臣,旧碑楼倒旧坟存。金头银手眠长夜,古树寒鸦噪夕曛。青史中间心见赤,黄泉底下骨生馨。剑魂还变生时气,化作荒坵顶上云。从诗中可知,于光的墓碑是被破坏过的,现在看到的就不是原碑了。那么《墓碑记》到底存不存呢?

第一,于蕃葬衣冠冢很蹊跷。《墓志铭》记载:“辛亥(1371)某月日,蕃用招魂礼,葬君衣冠于某山之原前。”于光逝世于1370127日,于蕃为什么隔这么长时间才下葬,而且葬的是衣冠冢?

家谱记载于光葬于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,时间是洪武三年三月十六日(1370-4-12),这个时间应该更符合常理。雍正五年,族孙于朝任等状告冯君富在于光墓后盗葬父棺,并冒认军户闵自华夫妇二冢为冯姓所有。于朝任,字仲考,雍正五年主持联修《西溪坂谱》和《鸣山谱》。县令张以珸详细堪验,判朝任等胜诉。冯不服,上告至府衙,南康府维持原判。张以珸堪断谳语:审勘得于宗泗、朝任、登有之先祖讳光……赐葬神岭东楼下山,计山一亩一分,其旁有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冢附葬山堧,并载谱牒可考……当日之枋碑人物杳无復存……令于朝任等竖丰碑,以彰遗迹,俾前贤忠烈之墓永远勿湮可也。南康府断语:楼下山旧系于姓祖坟,不独谱牒有据,而山邻乡约又众口同词,冯君富何将父棺盗葬?仰都昌县着即押迁,仍令于姓竖丰碑以杜争端也《西溪坂谱》中于光小传中有记载:竖石人、石马、石枋,神主本邑乡贤祠立嗣奉祭, 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冢附葬山堧,子孙世居桥边。在神岭之东确有闵家和闵家桥,今天仍在。家谱记载这些早于雍正五年,这之前修谱最晚是在宣德元年。因此,于光确实葬在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。现存这墓碑应是雍正五年所立,所刻立碑人明显有九章、济美、策美、美林等人,章、美字辈生活年代也在此时。

衣冠冢有两种情况:一是找不到遗体,以衣冠代替;二是遗体已葬,另葬衣冠冢于他处以纪念。于光在兰州城下被杀,元军不大可能还把遗体带走;他身为亲军指挥使,明军也不可能将其遗体遗弃不管。从时间和方式看,于蕃更有可能是在他处另葬衣冠冢。山与原地形本来也不相同。《墓志铭》是刘复礼带他去请的,衣冠冢葬在建德县也未可知。都鄱两县家谱中都没有记载这篇《墓志铭》,所以根本不知道有它的存在,要作假直接把葬“某山之原前”为“神岭之东楼下山”即可,比《墓碑记》更有说服力。

第二,追赠怀远大将军的可能性大,勘断谳语也称追赠怀远大将军。上文已经讲到《太祖实录》记载于光的军阶为怀远将军,而非大将军。军阶只有骠骑、金吾,龙虎、镇国、定国、奉国、昭勇、昭毅、昭武、怀远、定远、安远、明威、宣威、广威、宣武、显武、信武、武德、武节、武略、武毅。《明史•职官志》记载:“有大征讨,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、前将军、副将军印总兵出,既事,纳之。” 又有“明初……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,设指挥使正三品,同知指挥使从三品,副使正四品……因置……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,此设亲军卫之始。……从三品,初授怀远将军,升授定远将军,加授安远将军。”诸号将军指征西、镇朔、平羌、平蛮等临时封的将军称号。实际上怀远将军应是振武卫指挥同知时封的,实职与散阶都是从三品;鹰扬卫指挥使时没有封散阶。《明史•职官志》说得很明白:正三品,初授昭勇将军,升授昭毅将军,加授昭武将军。《太祖实录》那么写造成的误解是因为古文没有标点。

《文宪集》辑录的《墓志铭》称怀远大将军,《国朝献征录》辑录的《墓志铭》标题是怀远将军,内容是怀远大将军。究竟有没有追赠大将军的惯例?是作者自创,还是后人混淆或篡改?从史料可知,追赠都称大将军,军阶都称将军。《国朝献征录》和《文宪集》,于光之父都是怀远大将军;《国朝献征录》宁正传:“德成战殁,诏赠昭勇大将军……正袭职代领其众,从徐达克常州,进阶怀远将军”;杨广传:赐诰,阶昭勇将军……进昭武将军……祖遇春赠怀远大将军。《墓志铭》《墓碑记》最终都称怀远大将军,说明确有追赠一事,只是于光逝世后的事《太祖实录》基本没有记载。

第三,《墓碑记》的时间与历史相符。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“上闻之,遣官祭以少牢,后配享鸡笼山功臣庙。”什么时候进的功臣庙?《西溪坂谱》记载是洪武四年,与优诏旌忠同时。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,不过洪武三年底、四年初大封功臣等事件很清楚。《明史·礼志》记载“碑碣……其制自洪武三年定……坟茔之制,亦洪武三年定。”《太祖实录》记载:洪武三年十月丁丑(1370-11-10),礼部尚书陶凯奏定品官坟茔之制……三品茔地周围七十步,坟高一丈二尺,以上石兽并六……凡碑碣五品以上许用。这里也印证了楼下山立有石人石马的记载。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(1370-11-29),大封功臣……赏陕西兰州等处守御将士……戊戌(1370-12-1),祭战没功臣……抚其兄弟子孙,俾食其禄……《西溪坂谱》《鸣山谱》记载:“洪武四年三月上巳(1370-3-20),征戍将军邓愈驰书届我曰,怀远大将军于光……忠义可谓至矣,深虑身没名冺,愿祈德言以推幽壤。” 《太祖实录》又有,闫三月初六日,赐功臣守坟人户。《墓碑记》写成于洪武四年八月。定制、祭功臣、请《墓碑记》、赐守墓人,《墓碑记》成完全符合历史的时间顺序。

综上所述,《墓碑记》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什么谱中记载了于瓒及其镇守交趾,却没有《墓志铭》?可能的解释是:于光后裔与都鄱两县已来往甚少,于瓒的事迹由当时同为贡生的于龙、于鑑玉所获知,估计根本没见过。或许正是由于来往不便,于蕃才葬了衣冠冢吧。于龙,字起渊,生于洪武十九年(1386,永乐八年主持续修《西溪坂谱》;鑑玉,生于洪武二十一年(1388),被后世尊为鑑玉村始迁祖。

八、总述:怀远大将军于光传

于光,字仲炳,号暗修,明太祖朱元璋赐名大用,生于泰定元年九月十五日,元末明初时期南康府都昌县人。都昌于氏为汉于公后裔,宋初,先祖元素由山东益都迁居南昌府丰城县;其后裔又有人从丰城迁居都昌,大多以文学为业。光幼年时就知书达礼,颇受缙绅和长辈赏识;成年之后更是磊落不凡,胸怀大志。

元末,豪杰分争割据,战火四起。国英、庠英兄弟感叹:当此变故之秋,文不足以经邦,武可御乱,可严命子弟演习兵法。光与兄弟遵从父嘱,勤练武功,演习兵法。

至正十一年,红巾军起义。九月徐寿辉称帝,派张福夏彰守湖口;元将三旦八驻师鄱阳,都昌处于湖口鄱阳之间,不能轻易归顺一方,盗贼趁机作乱,百姓不知何去何从。于光对父老子弟说:吾等皆良民。顺寇兵,官军以为叛;从官军,寇兵又将屠我。行见无噍类矣,其计安出?大家表示愿意追随,听从于光安排。于是,光与余椿结为亲家,二人召集身体强健的男子开始练兵。一个月之后,队伍整肃,纪律严明,光下令:贼兵有入吾境者,共击之,不用命者斩。从此盗贼不敢侵犯,守护了都昌的安宁。

至正十五年,徐寿辉第二次进攻湖广江西等地,并占领鄱阳。都昌北、东、西都是寿辉的势力,南临鄱阳湖,于光兵力不足以抗衡,都昌陷落。寿辉听说于光的事迹,赶紧搜寻拜访。光归附寿辉,任江东宣慰元帅,镇鄱阳浮梁。二十年五月初一,陈友谅杀寿辉称帝。光对众人说:“我不能杀友谅,可事之乎?”七月,光与右丞余椿取饶州,十七日,以刘彦辅、计希孟、黄季伦为使,奉饶州地图、户籍投诚于邓愈。朱元璋命光继续守浮梁,任江西行省参政。后来,陈友谅派其参政侯邦佐攻陷浮梁,光轻骑往龙江拜谒朱元璋。朱元璋授光行枢密院判官,赐金雕顶帽和锦袍一套,命光守徽州永平翼。光行十里,又遣人把他追回来,解下自己的金连环赐给光,说:予赐卿衣冠不可少此,故又召卿来耳!光跪拜说:臣蒙被厚恩,鞠躬尽力,死而后已。

至正二十一年,八月初五,光攻下乐平州,擒侯邦佐、万户彭寿等六十多人。十二日,光等与朱元璋征安庆,廿四日在湖口遇陈友谅。光与部将飚行电疾,兵从天降,友谅趁夜弃城逃走。光率兵攻下黄梅、瑞昌等处。后助攻建昌,继续守鄱阳。

至正二十三年二月,吴宏、吴毅等人与光之间配合不好,都昌盗贼江爵诱张定边、蒋必胜,乘隙而攻,光等兵败饶州。七月十九日,鄱阳湖大战,后围武昌,光都在队伍中,多有战功。至正二十四年,以军功转从三品振武卫指挥同知,武官散阶为怀远将军,不久又升为正三品鹰扬卫指挥使,后从大将军徐达平浙东淮西,擒张士诚;北征中原,平山东、取汴梁、克洛陜、下潼关。

洪武元年,五月初一,冯宗异请求增兵守潼关,徐达调于光与金兴旺镇守。十月初七,光与都督佥事郭子兴等抵御河中来犯元军。两兵刚相接,光持矟大呼,冲入阵中,元军溃败逃散,光等乘胜追击数十里,大败元军;十一月廿一日,光从都督同知康茂才攻下河中。

洪武二年,四月十一日,徐达派于光与郭子兴守鞏昌。元将王保保屡引兵来犯,都被于光等击退。十二月廿八日,保保得知徐达回建康,于是兵围兰州。傍晚,守将张温率兵出击,挫其锋芒,后退回城中,坚守以待援兵。光自鞏昌率兵来援,行至兰州马兰滩遇保保兵,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被俘。保保捆绑光至兰州城下,让他叫张温等投降。光高声大喊:我不幸被执,公等坚守,徐总兵将大军行至矣。元军被激怒,砍掉其头颅和双手,光于是被害!享年四十五。明太祖悼念,赐光金头银手,凑成全躯,给光亲属布帛,命他们办理丧事;派祠部官以少牢之礼祭祀,后奉其神主配享鸡龙山功臣庙;副将刘彦辅护榇归故乡,洪武三年三月十六日,葬于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。

洪武四年,明太祖下诏表彰忠臣,赠光怀远大将军;祖父时中赠明威大将军,某卫亲军指挥使司副使,上骑都尉,追封河南郡伯;祖母杨氏追封河南郡君;父庠英赠怀远大将军,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,轻车都尉,追封河南郡候;母余氏封河南郡太夫人;如夫人刘氏封河南郡夫人,子承父荫,各赠予官职。三月初三日,征戍将军邓愈驰书宏文馆大学士刘基,请为光撰写墓碑记,秋八月墓碑记写成,题名为敕葬全忠怀远大将军于光墓碑记;神主配享本邑乡贤祠,享春秋二祀;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人后附葬山堧,子孙世居桥边。同年某日,长子蕃用招魂礼,另葬光衣冠于某山之原前。葬一月,蕃的岳父建德县令刘復礼,描述于光的事迹,领蕃拜访宋潜溪,请宋先为于光写墓志铭。

光本是一介书生,气貌修整,擅长琴艺、诗书,精通中医针灸,看起来就是一位富贵之家的公子,为人孝义,事母竭尽礼仪,勤勉不懈怠。然而生逢乱世,又能投笔从戎,率义军守卫家乡,后又择明主而事,持戟上马,四方征伐,所向披靡。不论攻战还是守城,都立下赫赫军功。兰州之战,孤军深入,不幸被俘,依然能尽忠守节,视死如归,不负“死而后已的誓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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